美国设计薛.博兰(Paula Scher)

2014-01-21 16:28:52   点击: [加入收藏]

薛·博兰(Paula Scher),一名从业超过30年的设计师,这个世界最权威的设计工作室—五角星设计公司(Pentagram)的领导人,用她不断创新的设计思想和灵感塑造着当今美国的视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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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博兰(Paula Scher),一名从业超过30年的设计师,这个世界最权威的设计工作室—五角星设计公司(Pentagram)的领导人,用她不断创新的设计思想和灵感塑造着当今美国的视觉文化,其长长的经典设计作品的名单上还包括:纽约公共大剧院的新标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音乐排行榜像太空飞船样子的创新封面,纽约地铁中的歌剧宣传广告,花旗银行ATM提款机和信用卡上的新LOGO,蒂夫尼(Tiffany)盒子上娟秀的形象字体都出自她的手笔.
曾在泰勒艺术学院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 ,赢得了美术文学士 ,并获艺术博士学位美术荣誉学位的学院和艺术设计科克伦在华盛顿特区 。 在20世纪70年代,她设计的专辑封面为CBS唱片公司和大西洋唱片之中,移动前艺术指导的杂志。 她曾在时代公司之前形成自己的设计公司,科佩尔和薛。 自1991年以来,她一直是主要在纽约的办公室五角星设计顾问 。
薛·博兰已经入选了艺术总监俱乐部名人堂(1998年),得到了克莱斯勒设计奖的设计创新(2000),从金牌的美国印艺学会 (2001)。 她的一些工作是在永久收藏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库珀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 。 她的专辑设计已经赢得了她的四个格莱美奖提名。
薛·博兰作为艺术家,她知道她的大型画作地图资料,并覆盖着茂密手绘标签。 她参与策划的一个新的多用“城市中心”的芒特弗农广场附近的华盛顿特区,并任教于视觉艺术学院在纽约举行。
 
 
 


 


 


 


 
 
 
采访:Tina Essmaker + Ryan Essmaker _ 译者:梁宇君/AD110 _  图:Paula Scher/Pentagram(五星设计联盟),这是迄今为止 Paula Scher(薛.博兰)最为详尽的采访,从学习经历到工作,从工作谈到生活,方方面面,详而俱到,可以多纬度了解这位在全球设计界叱咤风云的女豪杰!
 
Tina:请说说你成为一名设计师的职业经历。
Paula:从小我就很喜欢画画。我有一个很不快乐的童年,画画是我躲进房间里独处的理由。我现在也还是那样,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还画画的原因。画画是我逃避的方式,让我好过一些。如果我真的很快乐,便画不出好画,哈哈。
 
念高中的时候,我在科科伦艺术设计学院上周末艺术课,但我没和别人提起,因为这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后来有点改变,我当上学校宣传主席,并为学校设计了所有舞蹈海报和活动海报。
 
1966年,正值美越酣战,我考上了泰勒美术学院,在那里自我终于得到释放。当时我想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画家,但我画画实在不出挑,所以我想尝试点别的。制陶我做不来;五金设计课上我把手指都弄脱臼了;我的手指差点卷进印刷机里。看起来我什么都做不好,但在大三的时候,我发现了平面设计这个领域。
1970年在泰勒毕业后,我去纽约发展。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儿童书籍设计内页。后来,我在CBS唱片公司的市场推广部门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候,市场推广部并不被看好,大家会认为在唱片封面设计部的设计师要比市场推广部的略胜一筹。为了获得设计唱片封面的机会——这也是我真心想做的事情——我离开了CBS,转投Atlantic唱片公司,因为他们把市场推广和封面设计放在同一个部门里。在Atlantic工作了一年后,即被CBS聘为美国东岸艺术总监。25岁那年,我以新的职位重返CBS。
 
接下来的10年,我在CBS工作,每年负责监制150个唱片封面。我的设计可以理解为是从大众化角度出发的:我做一些可以与流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设计,目标是让人们光看封面就想买这张唱片。这种想法从那时起一直贯穿我的所有设计。从我现在做的品牌识别和环境平面设计里,你也能找到当年我做唱片设计的影子。早期打下的基础对巩固我对事物的想法非常重要,不管风格和技术如何改变。人们常常说平面设计是转瞬即逝的,事实并非如此。老的设计依然可以在主流设计界中找到,很久以前设计的作品对我们依然有影响。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我在38年前给Boston乐队首张专辑设计的封面,让我很震惊。
我从唱片业学到的另一点是如何展示我的作品。歌手和唱片公司有封面设计协议,因此我的设计一定要让他们过目,直到他们满意。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设计意图,如何令别人赞同我的想法。如果我没学会推销自己的作品,我就没有机会把我的作品展示给世人。无论我做些什么我都谨记这一点。
 
1982年,我最终选择离开唱片行业,和我在学校的好朋友Terry Koppel成立了一家公司。Terry是一名杂志设计师。我们的公司Koppel & Scher既做编辑设计也做包装和封面宣传推广。我们一起共事了7年,直至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那段时间,经济萧条,我们突然间接不到杂志设计的工作。Terry在《Esquire君子杂志》找了一份工作。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独力支撑公司的营运。这时候,Pentagram的合伙人Woody Pirtle来到我的工作室,问我有没有兴趣加盟他们的公司。于是1991年我加入了Pentagram,23年来我一直留在Pentagram。
 
Tina:有没有试过突然顿悟,觉得自己今后要成为一名设计师?
Paula:除了设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失败的。小时候,除了美术其他我都学不好。最初的时候,我骨瘦如柴;后来我又成了大胖子;我的头发从来都是乱蓬蓬的;我从来都不是个受欢迎的小孩。但我是一个合格的学校小艺术家:那是我第一次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学第二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认识了学校的老师Steve Tarantal,他后来担任费城艺术大学的校长。他给大二学生上平面设计课,这和我大一时上的基础平面设计班很不一样。大一课程教授的是巴塞尔式设计,也就是说要裁剪纸片,将其拼合在一起,在页面上摆好。我不喜欢这种模式,因为这需要一双灵巧的手,而我做事毛毛躁躁的,哈哈。上Tarantal的课时,他没让我们在页面上移动纸片,他强调的是设计创意——这我可不缺!我可以实践自己想到的点子,实在妙极了,而且,我还不用担心手工艺的问题——好的创意让我有成就感,手艺也随之长进起来。
Tina:一路走来,有哪些人成为了你的导师?
Paula:大学教授Stanislaw Zagorski是一位很重要的导师。他说服我去纽约发展,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也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一次,Stanislaw跟我说:“用字体做插图设计。”那是我听过最好的设计建议。发现可以通过字体设计传递情绪和情感后,我便立刻掌握了这一设计方法。我并不是很擅长画画,所以通过字体设计传递情感是我的一个优势。
 
Zagorski让我去纽约拜访Harris Lewine,他是Random House(兰登书屋)书籍封套艺术总监。Harris问我想不想会一会Seymour Chwast,我说好的。我和Seymour见面,然后约会,后来我嫁给了他:这一切都要感激Zagorski。
 
Seymour是我的另一位导师,他在方方面面都教会了我很多。初遇他的时候,我才22岁,非常年轻。他比我大17年,已经事业有成,很有名气。当时,他和Milton Glaser一起成立了Push Pin Studios,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我对人生和设计的思考。
 
70年代末,我开始自立门户。那段时间,我遇到一位年长的女性导师Henrietta Condak。她是一位兼职的艺术总监,因为她要照顾两个小孩,但她是最聪慧的设计师。我们一起再现了20世纪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达达主义,风格主义——所有在1914年到1940年间兴起的群众运动。我们开始以那些风格创作,被人们称之为“怀旧后现代主义”。我们的创作非常惊艳!我的视觉语言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当时的一些作品直到现在依然很有知名度,像“Best of Jazz(最好的爵士乐)”海报,那是我1979年设计的。
 
Tina:大学一毕业你就去纽约发展了吗?
Paula:是的。刚到纽约,我身上只有自己的作品集和50美元。
 
Tina:喔~ 跟我们说说,当时你父母是什么反应?
Paula:你要知道我从大学开始就工作自立了,所以当时我已经相对独立了。我和家里人的关系并不好,因为我是家里的异类。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格格不入的地方,直到我考上了泰勒,在那里我开始看到和我相像的人。当时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去华盛顿过那种狭隘的郊区生活。
 
Tina:我正想问你在哪里长大。
Paula:我出生于华盛顿特区,后来我家搬去维吉尼亚州的阿林顿,然后搬去维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随后搬去马里兰州的银泉市,我在这个地方读小学和高中。
 
Tina:那么,父母对你搬去纽约是什么态度?
Paula:我告诉妈妈我准备搬去纽约,她说:“唉,Paula[/b],千万别这么做。很聪明的人才能去纽约打拼。”
 
Tina:可是你最终还是来纽约了,你在这里有认识的人吗?
Paula:我在纽约有一个亲戚,我喜欢她,因为她总是对我很认可。我在她皇后区的家住了三周。我有一些大学同学也来纽约发展了,所以头一两年我和各种各样的女性朋友们合租。我们租的是转租房,不得不经常搬家。
 
这些经历是我写儿童故事书《The Brownstone布朗斯通公寓》的灵感来源。这个故事讲的是动物们住在城市的布朗斯通公寓大楼里。到了冬天,胖胖熊准备冬眠,可隔壁的小猫天天都在练钢琴。于是,整栋公寓的动物们不停搬家,交换了6、7次公寓后大家才终于找到最合适的房子。那时我在Random House工作,遇到了一位叫Stan Mack的插画家。他提出为这本书画插画,而我从来没做过文案工作,我们一拍即合。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持续出版了20年。
 
在纽约的第一年半时间里,我搬家6次。就像每一个住在小型公寓里的孩子一样,每一次搬家都会发现自己的行李不断增加。而最开始,我和两三个人合租一间公寓,身无长物。和Seymour结婚后,我搬去了他家。
 
Tina:纽约和当时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Paula:那时的纽约杂乱无章,但充满了活力。那是一个属于Max’s Kansas City(1965年开设于纽约的夜总会,逐渐变成60和70年代音乐家、世人、艺术家和政治家的聚集地)的年代,大街小巷都是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不过,即便穷困潦倒,你还是可以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去——我记得曾经花35美分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个周末。
 
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生活就是如此。初出茅庐的时候,你的生活捉襟见肘,除非有父母支持。为什么一开始你就想过富裕的生活呢?你的事业才刚起步,而你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资本。年轻的时候,你对睡在什么样的床垫上毫不在乎;直到40岁的时候,你才把这当一回事。而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不再是那个一文不值的少年了。
 
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在20多岁的时候尝试,但无法在40多岁的时候做,更不可能在往后的日子里实现。20多岁的你不会考虑这些,你一往无前,通宵不眠,为事业拼搏。
 
Tina:像我现在就做不到了,呵呵。
Paula:我以前就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可不知怎么的,慢慢的就改变了。
 
Tina:你有没有试过冒很大的风险获取在事业上的进步?
Paula:1982年离开CBS唱片公司是一次冒险。我辞去唱片封面设计这个极好的工作,决定自立门户。每换一次工作就像走进一座陌生的大厦——努力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25岁时我就去了CBS工作。渐渐的,我成长成一名设计师,我开始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我不想再在CD的小方框盒子上做设计了。我想做一些其他形式的设计,例如杂志。
 
要想全身心投入杂志设计,我必须做一个自由设计师。我和《时代》杂志签了合同,为其旗下的《Quality》做杂志设计。他们在同一时间聘请了另外三人各自为杂志做设计。我被录用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一个对杂志毫无经验的人也许会做出出人意表的好设计。
 
那以后,我意识到,要继续进步,就要创办自己的公司。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旦你有了擅长的领域,并因此小有名气,你就要开始转变了。否则,你会遇到瓶颈,而人们也会对千篇一律的设计生厌。你必须自我成长,有时候,这意味着把自己置于一个可能会失败或是交出糟糕的作品的境地,因为你还在寻找。不过,为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我准备好去面对这种情况。
 
另一次冒险是和Seymour离婚后,我搬出去一人住。过去,我总是和朋友或是我丈夫一块儿住,所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住。我有自己的房子,买了一辆车,一边接受心理治疗,一边开始自己的事业。我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但我需要时间去适应。实际上我和Seymour结了两次婚,我20多岁时一次,离婚6年后,我们又复婚了。在这6年间我们曾经约会过,非常怪异,哈哈。
 
Tina:你刚才提到你的父母。你的家人朋友支持你的选择吗?或者说,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你所取得的成就?
Paula:我的父母后来很为我感到自豪,而且常常在他们的朋友面前夸我。可当初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的想法。我的侄女念设计,现在是一名艺术总监,她的路走得很顺。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她的人生没那么顺畅,也许她会比现在更有野心、更有成就。逆境有助成长,这话是有道理的。
 
Tina:我也这么觉得。
Paula:这要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还有你的品格如何。起码逆境对我的成长是起作用的。
 
Tina:的确,逆境可以激励某些人。
Paula:对于我想做的事情,我总是赋予额外的政治和哲学意义。例如,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像Betty Friedan(美国作家)一样的传统女权主义者,但每当有人因为我的性别而质疑我成为一名优秀设计师的能力时,我就会非常生气。这种思维方式是极度愚蠢、傲慢和狭隘的。我会想,“去你的!都滚出我的视线!”哈哈。现在我依然这么想——不是因为我是妇女团体的一分子,而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太荒谬!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依然抱有年轻时对父母的叛逆心态。他们曾经想把自己那套安逸狭隘的郊区生活价值观作为对我的期望强加给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具备敏锐的分析能力,这能力伴我面对过各种状况。当我走进一家企业,他们可能有特定的思维定势,认为他们的品牌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感觉,他们对公众应该传达些什么,可我会很直接地说:“这看起来太不用脑子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哈。我会毫无顾忌冲口而出——当然也会稍加润色一下。
 
Tina:你有没有创作一些超越自我的作品的使命感?
Paula:有。在我,平面设计这个职业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把人们对世界的所见所感投射在设计当中。我们不只是为一些公益事业做设计。设计圈现在流传一种说法,如果你为了帮助飓风桑迪的灾民做设计,那你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如果你为一家银行做设计,那就是势利之举。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所有的设计都有其意义所在,所有的设计都应该是智慧大气的。
 
对我来说,最负责任的设计是可以把缺点转化为优点、超出人们期望值的好作品。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原则。我不知道怎么令印度人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我没有接受过这种培训,我所接受的培训是设计一幅好作品,在公众中加以推广,唤起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这才是我的角色,这也是我的目标所在。
 
Tina:在创意的发挥上,你有没有得到满足?
Paula:有时候也许会,可是我永远不会满足。比起过去的作品,我对进行中的项目更感兴趣。我最好的作品就是进行中的作品——完成之前我觉得它将是最棒的,直至它被搞砸,哈哈。做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特别美妙的瞬间——那就是我爱上这个设计的瞬间,这是我终生热爱设计的原因。最好的时刻是未完成时所看到的可能性,当设计完成后,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一切已成定局。不可知的未来总是那么精彩有趣。
 
Tina:这么说,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你想往哪个领域探索?
Paula:有几个我喜欢的项目已经启动了。我给一间公立学校画一幅融合环境平面设计和绘画元素的壁画。我以后想做更多这方面的尝试。比起以前,环境平面设计成长为更大的产业。我一直尝试用我没有尝试过的各种材料做设计。我和Abbot Miller正在合作一个在佛罗里达州的巨型项目,我们俩兴奋不已,因为我们正在做自己不懂的事情。
 
毫无头绪、无从入手,这是多么新鲜的感受!日复一日做一些千篇一律的事情令我情绪低落——客户没开口我就猜到他们想说什么了。这样太乏味了,不知道新的一天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才最让我开心。我喜欢到处走走,随性一点,天马行空地想事情,这种状态下我的创作是最好的。我的生活围绕着设计、绘画和教书三方面,我希望在三者之间取得平衡。
 
Tina:你有什么想对刚起步的年轻人说的?
Paula:这一代的设计师擅长使用电脑,对此我有点担心。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不属于使用电脑软件的那代人——当全球进入电脑化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了。我有一些年过40的学生,如果他不是某个领域的思想领袖,那么他往往会因为没有软件应用的技能而失业。再看看我4年前的学生,或者来自SVA(视觉艺术学院)的实习生,他们反应快,都是电脑高手,所以除了粗浅的设计技巧外他们有更多可以拿出台面的资本。
对年轻设计师而言,有两点很重要。一、花1-5年学习如何做设计,并把作品展示给优秀的设计师看。对设计的基本理解会令你在设计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二、学会解释、捍卫和宣传你的设计意图,强化这一能力。
 
如果一个年轻设计师的电脑技术很高超,但总是用电脑技术辅助设计,他最终难成大器。他必须迈出下一步,这就意味着要靠自己的设计直觉和天赋。设计师的危机是沦为技术专家。电脑技艺能实现什么视觉效果,自己的设计风格是什么,你想在什么地方运用这些技能——掌握了技术后你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不要让电脑技能牵着你的鼻子走,你要有驾驭它的能力。这种境界很难达到,毕竟当局者迷。
 
Ryan:这真是一个好建议。
 
Tina:年轻人用电脑创作的设计让人叹为观止。
Ryan:虽说如此,这些设计中的商业理念一旦被抽走——
Paula:他们就无法说服任何人付钱买他们的创作。
 
Tin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电脑技术高超,却缺乏领导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设计师。光靠技术无法令他们成为能把控全局的人才。
Paula:我对没能掌握这些特质的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我的团队与我合作共事,但我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各顾各做自己的事情,这样不能称之为团队,团队里面必须有领导者。我们遵守一定的纪律,一起合作,如果我真有不明白的地方,那我们就共同攻克。“在一个委员会式的架构里做好自己那一部分的独立设计”,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这样的作品往往雷同而无趣。另一个愚蠢的说法是:一组人围坐在一起,把设计属性的描述写在便条纸上。哈哈哈,很抱歉,可是我觉得这种委员会式的合作是做不出好设计的。
 
Ryan:没事,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哈哈。
 
Tina:我们很欣赏你的坦诚。你在纽约居住了那么长时间,这对你的工作和创意有没有影响?
Paula:某程度而言,纽约为我的作品奠定了基调。人的故乡往往会对他们造成很大影响。有的影响来自于所在的群体和社区,有的是地缘影响。我的很多作品都颇具建筑感;我惯用细长的大写字母,以营造视觉上强有力而喧嚣的感觉。我的作品从结构上与纽约相似,非常密集规整,棱角分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Tina:你肯定有不少关于纽约的好故事。哪个故事最有意思?初到纽约有什么感觉?
Paula:人们很敢说话。有一次,我走在街上,每一个乞讨者都向我要25美分,可当我走到下个街角时,一个人向我要1美元。我对他说:“等会儿,几个路口前才要25美分呢!”哈哈哈。
 
还有一件很难忘的经历。将近40年前,我站在巴士上,握着扶手。我前面是一个瘦小的犹太老奶奶,坐在她旁边的年轻女孩在使劲嚼口香糖。砸吧砸吧的声响持续了20分钟后,突然之间,老奶奶大声说道:“你够了!太恶心了!最起码你得闭上嘴嚼啊!”哈哈哈。
Tina:纽约人的确很直白。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纽约,觉得这是一个浪漫之都。一旦在这里生活,就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毕竟我们不是整天四处观光。
Paula:我和很多纽约的剧院合作,所以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拿到任何百老汇表演的任何座位的票——可是我从来都不去。周末我就出城,也不愿意在市中心呆着。我的童年好友来纽约时,他们会问:“你可不可以拿到这场表演的票?”我可以,我也会帮他们拿票,但我自己不会去,因为我是这个剧团的一分子,而不是旁观者。
 
Tina:Ryan和我还没有看过一场百老汇的演出,而且几乎没有去过这里的任何博物馆。周末我们就放下工作,外出透透气。
Paula:我为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做设计,所以我常去那里开会,但我没有时间去参观博物馆。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好,所以晚上我可以在守卫的陪同下入内参观。我已经深夜拜访MoMA好几次了,那实在是太棒了!可每当我去伦敦(大约每年三次),我就要参观泰特英国美术馆。因为我想:“在伦敦一定要去泰特!”在纽约却不会这么做,哈哈。
 
Tina:成为创意社区的一分子对你而言是否重要?
Paula:是的,很重要。Pentagram的合伙人给我创作的刺激和灵感,我们互相竞争、激发潜能。过去3年,我是AGI的会长,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设计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也令自己的创作有所提升。
 
Ryan:正常情况下,你每天是怎么度过的?
 
Paula:我有一位项目协调人负责我的日程安排,她叫Sarah。我要平衡的3个重点是:接项目、做设计,教设计。接项目,即写计划书或见客户,向他们展示Pentagram的作品,讨论设计能否为客户带来经济效益。
Tina:你的生活规律吗?
Paula:我大约早上9:30上班,晚上7点回家。过去我的工作时间长得多,但我现在不是,而我的员工依然长时间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团队的工作,可能是亲自指导,也可能是在项目地点凌晨打电话沟通。我告诉队员们要做些什么工作,他们把设计发给我看,我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他们继续干活。
 
Tina:你提到工作和生活要达到平衡。有的人认为工作和生活无法分开,有的人则认为工作和生活必须分开。你的想法如何?
Paula:我想每个人对平衡的理解都不一样。Pentagram的气氛是合作而活跃互动的,但我和Seymour的周末是私人而游离的,这是我所定义的平衡。我的画作就是在这种平衡间完成的。每周,我大约在纽约呆四天,在乡村呆3天。我没有小孩,如果有的话,我的日程安排大概会很不一样:也许我的一部分人生会以另一种方式度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套平衡工作和生活、让自己活得最舒服自在的方式。对我来说,变化和稳定都很重要。两者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稳定是我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变化则与这个环境下所发生一切交织起来。
 
Tina:这让生活保有一份激情。
Paula:我不认为设计是一份工作,我更觉得那是一种呼唤。如果你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光鲜,你很想早早下班回家做点别的,那么你还是放弃好了,因为没有人想要你做的设计。我做设计是因为我爱设计,不是因为想赚钱或者把一天8小时给填满。
 
Tina:有很多工作可以填满一天8小时,哈哈哈。
Paula:一个叫Taproot的组织做了一个统计,他们调查了多个职业,研究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想法。产品设计师和建筑师认为他们的生活充满创意,艺术家认为他们的生活极具创意,而平面设计师却觉得,在创意上他们和人力资源的员工没什么区别。
 
Ryan:真的吗?
Paula:细想之下,我并不感到意外。整个美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给网站设计横幅广告。
 
Tina:你提到你的丈夫也在创意行业工作。创意人士与创意人士的结合,是什么感觉?
Paula:如果我不是嫁给他,我也许不会像现在一样那么拼命工作,因为他的工作习惯是牢不可破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每天一早起来就作画,那是他的原则。我们从不曾一起滑雪或做运动。小时候我很爱运动,所以我有时候想:“或许有什么运动我们可以一起参加?”我捣鼓园艺,他不;我游泳,他不。我们不都应该做做运动吗?舍去这一点我都感觉自己不像一个美国人了。
 
Tina: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Paula:几年前我开始喜欢经典爵士乐。画画的时候,没什么比听爵士更好的了,爵士带着我进入另一种精神状态。所有的爵士乐都很棒,不管是经典爵士乐还是Miles Davis的混合爵士风。
 
Tina: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或电影是什么?
Paula:和所有人一样,我喜欢《广告狂人》,但我没看多少电视剧,因为我很晚回家。我看的电影大概要比电视剧多。我不喜欢在一个特定时间看一个节目,我买了整套《广告狂人》的碟片,用3天一气看完的。我喜欢这部电视剧,因为故事架构精良,人物角色也设置得很好。
 
Tina: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
Paula:有史以来最喜欢、还是近来很喜欢的书?
 
Tina:都可以。
Paula:我看的书大都与政治有关,可我现在想不起具体的名字。我也看Keith Richard的《滚吧,生活》和Walter Isaacson的《乔布斯传》。我喜欢在飞机上看刚推出的好书。我是个政治迷,在网上阅读非常多相关的杂志和报纸。阅读时间是起床后和睡觉前。
 
Tina:你最喜欢的食物是?
Paula:洋蓟。
 
Tina: 喜欢哪种煮法?
Paula:油炸,白灼,原只配牛油,切片煮熟做成沙拉,和多种肉和鱼搭配——我都喜欢。洋蓟实在太美味啦!
 
Tina:你想留下什么遗产?
Paula:天呐,能把这周的工作都做完就很好了,哈哈!我不想有思想负担,把工作都完成好已经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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